三是对待言路讽谏，采用软硬两手。孝宗即位，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力诋万安、尹直及（刘）吉皆小人，当斥”。刘吉“深衔之”。弹劾的结果，“安、直皆去，吉独留，委寄愈专”。刘吉担心言官们攻击不止，就建议朝廷越级提拔科道官（明清时六种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御史的合称），“处以不次之位”，企图“以此笼络言路”。这软的一手没有达到目的，“言者犹未息”。御史曹磷、欧阳旦，南京给事中方向，御史陈嵩等，“相继劾吉”。刘吉愤怒到了极点，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数兴大狱”，把邹智、方向“囚系远贬”，姜洪亦“谪官”；他又与宦官蒋琮勾结在一起，把御史姜绾等驱逐出朝廷。“台署为空，中外侧目，言者亦少（稍）衰”（《明史•本传》）。他就是这样使用高压恐怖手段，来打击摧残言路。由于刘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所以言路的攻击、弹劾，不仅没有使他倒台，反而越弹劾越高升，居内阁十八年，人们目之为“刘棉花”，“以其耐弹也”（《明史•本传》）。陈洪谟《治世余闻》亦载：“刘阁老屡干清议，言官论之，辄得温旨，人谓之刘棉花，以愈弹愈好也”。“刘棉花”这一绰号，形象地反映了明朝廷的反常现象。这样一个人品极差，且不断受到言官弹劾的人，居然可以稳居内阁大臣之位十八年，据此就会明白成化一朝为何会朝纲紊乱，时政日非了。
《明史》对刘吉、万安之类下了一个概括性的评论，说他们“虽不为大奸慝，而居心刻忮，务逞己私。同己者比（勾结），异己者忌。比则相援，忌则相轧。至万安、刘吉要结近幸，蒙耻固位……秽迹昭彰，小人之归，何可掩哉！”可谓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