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七年(公元633)，魏征(唐初政治家，580 - 643)申请辞去侍中（丞相）之职，唐太宗没有同意。他认为自己很需要魏征辅佐朝政，要魏征继续留任，而魏征恳求道：“方今天下英颜如林，无容痼疾之人。”经魏征一再恳求，贞观十年，唐太宗终于封他“特进”官衔（专门为开国元勋安排的闲职）。
魏征退居闲职之后，虽然只活了七年，但仍然时时关心国家大事，一如既往地向唐太宗直谏。这段时间共上奏疏五十余道，是他一生中上奏疏的四分之一以上。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打算修造洛阳飞山官，魏征忠言劝阻，告诫唐太宗要避免重蹈隋炀帝自取灭亡的覆辙。唐太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取消计划，精心治国。
当魏征发现朝廷有腐败现象时，及时告诫唐太宗：“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骄奢放逸，莫能善其终。”并提出“创业难，守业更难”的著名论断。
贞观十三年，魏征将他所作的《十渐克不终疏》呈给皇上，文章从十个方面向唐太宗指出要防微杜渐，保持民富国强，天下太平。唐太宗大为赞赏，并让人把它写在屏风上，以便随时检点朝政。
在魏征晚年的最后两三年里，他依然关心国家的兴衰，他认为放手任用贤才，是国家兴旺繁荣的希望，因此，在他心中经常思考着人才问题。他对当时的用人状况很不满意，尖锐地指出：“国家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憎而不知其善，爱而不知其恶”，如此下去，国家将面临着危险，国君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慎之又慎。
在魏征病危之际，仍关心用人对朝政兴衰的关系问题：“天下之事有善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他怀着对国家无限忠诚和忧虑的心情对唐太宗说：“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化矣！”
魏征去世了，唐太宗十分伤心，他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深感国家失去了一个栋梁之材，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