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本来是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姑且不论尚有学术争议的夏商，儒家最向往的周公时代，也许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政治改革。
从前，人们总认为“君权神授”一成不变，王位是“铁饭碗”，怎么胡作非为都行。然而，周公不一样，他发现上帝的“任命”不是终身制。周公著《多士》一文，强调周革商命是由于商人“大淫泆”，上帝“废元命，降致罚”。商王“明德恤祀”的时候，上帝也“保又有殷”。可是到纣王，“诞淫厥泆”，于是“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使商命终止。
夏朝和商朝都因为道德沦丧才失去上帝宠爱，周朝绝不能重蹈覆辙。周公还提出：“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而把“敬天”、“明德”与“保民”三者联系起来。著名学者任继愈说：这是“以‘敬德’为‘受命’的根据，以‘保民’为‘天命’的体现；并把先王作为‘以德配天’的典范”。可见，这实质上是一次政治文化的大变革。
从此，“君权神授”便成了一把双刃剑：你周公说商王因无德被收回天命，所以周革商命是正义，如今我为何不能说你周失德被收回天命，灭你周为什么就不能说是正义？
特别是董仲舒的“五行”说，即金木水火土五德顺序，皇帝轮流做，论证了汉朝“火德”取代秦“水德”的“合法性”。
到西汉末，人们也因此认为汉之火运将尽，土德皇帝将要出现，早在昭帝时就有人劝他顺天应人让出帝位，宣帝时又有人建议他让贤，到王莽时，他几乎是被朝野“选举”上台的。加九赐竟然有487572人上书表示支持，这数字是班固写入《汉书》的。当时全国人口不过几千万，有文化的不过几百万，能够上书的知识分子总共不会比48万多太多，这就是说几乎全国“选民”都参与了，支持率肯定达95%以上。在高层官员中，支持的多达902人，也几乎是全部。而在王莽覆灭的最后时刻，还有1000多身着盛装的公卿大夫、官臣跟随在他身边，并未众叛亲离。
芬纳说：“上天授命”成为有效统治的条件，这一原则成了后来所有统治者的标杆。“上天”收回成命的证据就是推翻统治者。因此，反叛被证明是正当的，这就为后来的继任者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循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