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化名具有保密的功用，而且其形式与真实的姓名完全相同，因而就更有隐蔽性、迷惑性，更有利于保密。下面我们谈谈历史上几个名人使用化名的情况。
战国时代的魏人范雎，因事开罪于中大夫须贾和相国魏齐，被击断肋骨，打落牙齿。眼看性命难保，范雎只得装死，然后找机会求人相助，逃离虎口。后来，他化名张禄，由魏入秦，游说秦昭王，得其信任，出任相国，仍以张禄之名闻名于世。
几年后，须贾出使秦国，范雎得知，微服独行，来到国宾馆，与须贾见面。须贾本以为范雎已死多年，见状大惊。二人寒喧一番后，须贾问范雎是否认识相国张禄，求其引见。范雎知道须贾还蒙在鼓里，决定让他再出出洋相，便满口答应下来，并亲自驾车，送须贾去相国府。到了相国府门口，范雎说自己先进去通报，让须贾在外等候。
等了半天，没有动静，须贾问门卫，范雎怎么还不出来？回答是：“这里没有什么人叫范雎。”须贾很奇怪，“范雎就是刚才进去的那个人啊！”门卫告诉他：“那人是我们的相国张禄。”须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范雎大难不死，现在当了秦国的相国。张禄不过是范雎的化名。
范雎当初化名张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在另外一些场合，人们并没有生命之虞，但为了某一特殊的需要，也会使用化名。
1918年3月，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为了驳斥顽固守旧势力的无理攻击，争取社会民众的理解、支持，思想激进的钱玄同与刘半农两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演出了一出精彩的“双簧”。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致函《新青年》，信中以十足保守冬烘的口吻，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谩骂《新青年》批孔是“狂吠之谈”，攻击白话文及新式标点，为桐城派、文选派大唱赞歌。此举意在为反击守旧派树起一面批判的靶子。
然后，刘半农撰成《答王敬轩》一文，对准这面靶子，逐条驳斥其歪理谬论，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大壮了文学革命的声势。可以想见，在人人都知道钱玄同的立场、身份的情形下，如果不用王敬轩的化名，隐去真身，这“双簧”是演不成的。
张禄、王敬轩一类的化名显然是随意之作，而另外的一些化名，则取得比较巧妙。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总部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牵着20万敌军大“游行”。为了保密的需要，毛泽东化名“李德胜”。
李德胜，是“离得胜”的谐音，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动撤离延安，把包袱送给敌人背，我们就一定胜利。看似平常不过的化名里．蕴藏着统帅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确实意味深长。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用过“李德胜”的化名，他后来才取“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训之意，为两个女儿取名李敏、李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