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2日梁启超到达南京，8月6日即在东南大学大礼堂为暑假在学校的学员进行了第一场学术讲演。这次讲演着重提出了他的趣味人生观，令人耳目一新，对年轻人很有启迪。
他认为，人生最合理的生活应该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并畅述“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何谓趣味呢？
梁解释道：“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以下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他认为除此之外，像赌钱、喝酒、做官之类的事在做时或许有趣，但并非能以趣味终。输了钱如何？喝酒喝病了如何？没有官做或罢官后又如何？因此梁启超提倡做学问，认为“学问的本质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我趣味主义的条件”。
同年10月下旬，梁启超再次应邀来南京，住在东南大学成贤学舍，这次他每天下午在东南大学系统地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午和晚上常去其他院校学演讲，每周一、三、五上午还要去坐落在第一公园内的“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竞无先生讲佛学。这次讲与学使他劳累过度，加上一次与老友陈伯严相聚饮酒过量又遇风寒，患了心脏病。但病后他不以为然，要继续讲学，在同来好友张君劢的强制下才静养了一个星期。因时间与他身体等原因，这次政治思想史只讲完先秦部分。他后在养病期间把讲义整理成专著，这就是著名的《先秦政治思想史》。
1923年1月13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举行告别演说。他认为一个人即使有忧，也决非私忧，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梁启超的这种人生观，使他处于困境之中仍能奋斗不息。他还讲道：“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噜，在我所用的字典中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面感觉趣味，就是在失败中也感到趣味。”
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无疑是他一生勤奋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对当时大革命前夕的年轻人是非常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