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北齐（550-577年）与北周（557-581年）和南朝的陈（557-589年）鼎足而三。北齐享国虽然只有二十七年，却换了六位国主。传位至第五任国主即后主高纬时，国势日弱，邻国北周虎视眈眈，而后主却浑然不觉，做出种种荒唐行为，令人不可思议。
《北史•后主纪》说其时“乱政害人，难以备载”（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出《后主纪》）。这乱政，首先表现在政府高级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上，重用穆提婆、韩长鸾等一批奸佞“宰制天下”，“参预机权”。这些人一朝权在手，就“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后主武平四年（573年）．陈朝军队围困寿阳，后主照样兴师动众出巡晋阳，侍中崔季舒等一批汉人官员联名进谏，韩长鸾言于帝曰：“诸汉官联名总署……宜加诛戮。”他果然把所有署名汉人官员召集到含章殿，斩之，“家属皆徙北边，妇女配奚官，幼男下蚕室，没入赀产”（《资治通鉴》卷171）。
国用不足，却挥霍无度，“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匹，镜台值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弊”。“御马则藉以毡厨（毛纺织物），食物有十余种”。“狗则饲以粱肉”。而且马和鹰犬不仅食以粱肉，还享有政治待遇，“有仪同、郡君之号”。在百姓遭遇水灾，饥馑尤甚，再加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的非常时候，他照样大兴土木，“毁东官造修文、偃武、隆基、嫔嫱诸院，起玳瑁楼；又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钜万计”（《隋书•食货志》）。财用不足，就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和卖官鬻爵，“赋敛日重，徭役日烦，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乃赐诸佞俸卖官”。能出钱买官的人自然都是富人，而买官人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将来能攫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
如果说，以上种种乱政，在历代的昏聩之君、亡国之主中，具有很大的共性，不足为奇的话，则齐后主的一些个体行为，很具有独特性。《本纪》说他“言语涩讷，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便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旨，惊走而出”。他因为没有仪表风度，就不许人视之，以致群臣奏事都不敢抬头看他，匆匆说出大概就惊走而出。
设想一下北齐朝会，该是一幅多么滑稽的场面。从这点看来，他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有着某种心理障碍。但有时他又自信得很。武平二年(571)七月，其弟高俨（字仁威，封为王）举兵造反，报告军情的人误报：“库狄伏连反。”后主说：“此必仁威也。”斛律光死后，武官们都推荐高思好任大将军，后主说：“思好喜反。”巧得很，这两件事他都预言对了(高俨兵败后被杀，高思好是北齐宗室，作朔州刺史，于武平元年(574)起兵反对后主，兵败被杀）。从此之后“遂自以为策无遗算，乃益骄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