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在洋务运动中一贯显现的儒教文化毫不动摇的信心，体现出诞生的中国社会所具备的对异文化的姿态。甲午战争后“日本模式”这一事实，体现出两次鸦片战争都未曾动摇的“中华”信心经过这场战争的失败终于发生了变化。
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反思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时，刘亚洲引述这话，强调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走不通。日本就是按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结果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威廉-麦克尼尔说：“创造一个技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要求大规模的科技、教育和行政改革，而19世纪的中国改革家从未着手准备进行这些改革。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进一步的军事耻辱。”
葛兆光在他《宅兹中国》一书中写道：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原来动辄便可以“定之方中”（《诗经》）、自信“允执厥中”（《古文尚书》语）的天朝，渐渐被整编进了“无处非中”（艾儒略语）、“亦中亦西”（朝鲜燕行使语）的世界，便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为什么是“亚洲”？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
当时，日本人公然声称“支那固陋而自灭”，是“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而“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福泽谕吉还认为日本在东洋文明化进程中已经是当然的盟主和领袖。日本要取代中国文明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我觉得中日当今矛盾的深层根源仍在于此，而不是那个区区荒岛。
早在甲午战争前便不乏有识之士指出：清朝的政治制度像弓箭一样落伍啦！中国不仅需要军事、经济等技术上的“洋务运动”，更需要政治体制的变法！好比我们今天的电脑，光有硬件不行，更重要的是还得有软件！
1888年，广东学子康有为在北京参加科举，却写了5000多字的《上清帝第一书》，本着“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的理念，强调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小变仍亡”，表达对国家形势的极度担忧：“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为此恳请皇帝及时“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挽救国家危机。还称如果变法维新，十年便“富强可致”，三十年雪耻。1892年，浙江人陈虬著《治平通议》八卷，主张“欲图自强，自在变法”，建议设议院民意机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