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殷商至隋唐，黄河中下游是全国的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是接近王朝版图的地理中心。一个政权如果能够控制这一地区，就足以控制全国，所以在长达2400年的时间里首都都离不开中原地区。
具体而言，早期统治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的夏、商、周王朝，发轫于黄河中游或下游的上端，其理想的首都当在这个地区，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三河就是今天晋南、豫北和洛阳地区。这里农业起源很早，地位居中，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秦一统帝国出现以后，王朝疆域空前扩大，选择都城位置需要考虑的条件就复杂了。秦都咸阳所在关中地区原是秦国根据地，咸阳又是统一前都城，统一后，东方六国旧势力还很强大，秦祚短促，还来不及考虑对都城的迁移问题。汉高祖刘邦起于平民，建立汉朝以后都城的选择，无疑是件大事。刘邦即位之初欲都洛阳，以后听了娄敬、张良的意见才定都关中长安的。娄、张两人意见归纳起来为：
一是经济条件。关中土地膏腴，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万一山东有乱，关中的物资足以供应顺流而下的王师。
二是形胜条件。关中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左崤函，右陇蜀，三面可守，独一面东制诸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三是交通条件。地居上游，犹高屋建瓴，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
历史证明，建都关中长安的决定是正确的。娄、张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建立之初，中央与山东诸侯之间、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问题，主张建都关中，主要着眼于东制诸侯，以后平定山东异姓、同姓诸侯的叛乱，武帝时降服匈奴，控制西域地区，都是与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和制服山东，既利于制内，又便于御外有关。
隋唐时期形势与西汉相似，关中平原仍是沃野之地，隋唐政权建立之初，都有对付山东割据势力和防御西北突厥入侵的任务，同时隋唐统治集团起于关陇地区，长安当然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但是长安作为全国性首都，自中唐以后渐显露其不利的一面，首先是地理位置偏西，距离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稍远了些。关中平原虽说富饶，但“土地狭，所出不足以供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黄河下游平原，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赋税不入中央，京师所需物资大多仰给数千里外的东南地区，长安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偏西了。其次是晚唐开始江南经济开始兴起，同时中原王朝的外患已经不再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的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蒙古，河北地区军事地位日益上升，长安在制内御外方面的作用丧失。所以自五代朱全忠迁都洛阳后，长安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首都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