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虽然有前世的针灸书籍流传于世，但是错误百出。于是，宋仁宗赵祯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证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是宋代著名针灸学家，公元1027年，他制成了两个铜人，高度跟成年男子一般，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也能够打开，可以看见腹腔内的五脏六腑，在铜人身体表面刻着人体十四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名称都详细标注，都严格按照人体的实际比例。
两个铜人铸成后，一个放在翰林医官院保存，一个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中。针灸铜人的制成，使经穴教学更为标准化、形象化、直观化，很快针灸铜人就成为针灸教学的模型，对于指导太医局里的学生学习针灸经络穴位非常实用。
据说，学生进行针灸考试时，先将铜人的表面涂上蜡，遮盖铜人上刻的穴位、经络说明，穴位上的针孔也被黄蜡堵塞，铜人体腔内还要注入水银或水。
然后，学生根据考官的出题，用针扎向铜人的穴位，如果针刺的部位不准确，针就不能扎进铜人体内；如果取穴正确，正好扎在被堵上的铜人穴位点，那么针就能刺进去直到体腔内，这样拔针之后，水银或水就会从针孔中射出。学生对于穴位掌握得是否准确，可以非常明显地考查出来，而且标准统一，对于针灸教学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这两具铜人既记载了完善的经络腧穴学知识，又体现了宋代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集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身，难怪宋金战争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
王惟一在完成针灸铜人制作后，又重新编成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铜人的经络的穴位进行具体说明，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颁行于各州进行推广。
书中共记载腧穴657个，又按头部、面部、肩部等不同部位论述穴位，成为官方的针灸穴位标准。宋仁宗还下诏将此书刻成石碑，镶于大相国寺仁济殿四壁，供有志者学习。
由于宋金议和未成，后来金兵破城，不但将铜人掳走，连大相国寺的铜人图经石碑也一并敲断，统统运回了北方。此后，有关铜人的下落偶有记载，但最终失传，石碑也下落不明了，只有《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流传至今。
1972年，北京在进行清挖旧城墙的工作中，无意中挖出几块断裂的石碑，从碑上残留的碑文来看，正是当年大相国寺的铜人图经石碑的片段。
原来，北京在那时归金朝统治，金兵将石碑运到此处存放，在后来的战乱中遭到破坏，被用作砌城墙的材料。直到将近千年之后，这一国宝才重见天日，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