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庚子赔款之后大力推行“新政”，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派遣的留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二百八十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八千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
“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做大清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但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民主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镇压。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六十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其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致力于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