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文学史上露把脸的皇帝，也不是很多。梁武帝萧衍算一个。可到了晚年，一心向佛，则像是阅尽春色的老嫖客，一心断了尘念和俗根，有绚丽以后的率真，非常有意思。
以萧衍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生命的感悟，一下子信了佛。在这个宗教的氛围里，他找到了寄托。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帝王和尚，或和尚帝王。
这件事，说起来很滑稽。他先后三次舍身遁入佛门，不仅断绝女色，不食荤腥，而且沐浴更裟，入住僧房，素床瓦器，自号“三宝奴”。
在此期间，他开设讲座，讲解《涅磐经》、《金字三慧经》，是一个象模象样的主持。加上有帝王的威严和学者的渊博，把梁朝的宗教活动推上了罕见的地位。
普通人对宗教感兴趣，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迷而不信，另一种是信而不迷。况且，这种兴趣所改变的，只是个人生活，对社会不会有太大的危害。
帝王则不同。佛教为萧衍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让他如坠云雾，迷恋甚深，把正常的工作都耽误了。学者之于宗教，更多的是研究，而萧衍之于宗教，却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倡扬。这对社会的危害，不能说不小。因为，念佛本身，是不能抵上吃喝，也不能平息动荡的。
萧衍三次舍身事佛，三次被群臣用巨额金钱赎回。人在朝廷，心在寺庙，本职工作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乐趣和意义了，不过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极端，或人生态度上的与众不同。这些，在萧衍身上非常明显。
其实，就宗教观而言，萧衍的层次并不高。史书记载，当年，南印度的佛僧菩提达摩，不远万里来到梁朝。萧衍曾与他坐而论道。萧衍问，“我多建佛寺，抄经度僧，算不算功德?”
达摩答，“不算。佛家参禅，不在形迹。只要排除杂念，纯净心灵，即可由静生智，由智生明。这才是真的功德。”萧衍听后，半天没有吱声，他并没有听懂。
萧衍又问，“我收集了许多佛学经典，也组织了一批高僧博儒，他们每天给我讲解一个问题，这样，我能每天都有进步吗?”达摩答，“佛教之学，在心不在口。只要明心见性，自然能够成佛，并不在明白经文多少。”萧衍因为陷得太深，对这种轻松愉快的学佛方式，不太能够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