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取名时的趋同心理有关，与人们追求名字的“时髦”有关。
时髦，《辞源》解释为“新异应时”，《汉语大词典》解释为“新颖趋时”。一般它被用来说明某种在从众心理驱使下赶浪头、凑热闹的行为。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人们取名字的时候，常常也会有这种追求时髦的倾向，由是产生出大量的同名人。
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国、建华、抗美、援朝一类的名字十分流行。
1957年，万里长江第一桥在武汉跨越天堑，人们为这一宏伟成果而欢欣鼓舞，一时间，在三镇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建桥”、“大桥”、“桥桥”的呼唤。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新生儿的名字一片“革命”色彩，而且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甚至中老年，也纷纷改去当时被认为带有“四旧”意味的名字，而换成某一“响当当，硬邦邦”的新名字。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和号召力的事例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年轻的女红卫兵宋彬彬，批评她的名字太“文质彬彬”，并且亲自给她改名“要武”。消息传开，篓时间，各种姓氏、不同年龄、男男女女的“要武”，全国遍地开花。与此同时，卫东、卫红、立新、反帝、反修一类的名字，在社会上尤其是大、中学校里盛极一时，构成文化史、社会史上一道可叹可评的特殊景观。
更能说明名字的时髦问题的统计材料是：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人名常用的前6个字是英、秀、玉、珍、华、兰；
1949年10月到1966年5月，即新中国成立后17午，人名常用的前6个字是：华、英、玉、明、秀、国；
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名常用的前6个字是：红、华、军、文、英、明；
1976年10月到1982年6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名常用的前6个字是：华、丽、春、小、燕、红。
就单个的字而论，“红”字在不同时期人名中的使用频率的变化，足以证明时代的因素对人们命名取字的强烈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政府拼死围剿人民革命，视“赤化”为大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红”字仅占人名用字的0.13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举红旗，唱红歌，戴红袖章，“红海洋”铺天盖地。红色象征进步，象征革命的观念空前深入人心。这种观念方面的变化反映在人名上，便是“红”字的使用频率以大大超常的速度膨胀起来，竟然达到了2.151%，比1949年以前增长近20倍，一举占据中国人名用字的首位。
名字的时髦，从人们的潜意识层面分析，是从众心理的自然流露；从人们的现实人生态度层面分析，反映出他们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参与精神。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正如任何时髦的事物都只能在某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一样，名字的时髦，也只可能风光一阵。时过境迁，当年最时髦的名字，很可能变成自己的一块心病，务去之而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