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山水滋润的大地，必然潜藏诸多灵气，养育出一大批震撼世界的人杰。鄱阳湖是古代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也是沟通南北贸易的主要通道。烟渡浩瀚的鄱阳湖，承载的是江西人民的智慧，一代又一代赣鄱儿女以湖为荣，遇湖而聪，借水生智。
早在商周时期，鄱阳湖区就已被勤劳的人们开发利用，1973年发现的吴城遗址就是有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出土了900余件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文物，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最早推动鄱阳湖开发的是秦始皇，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又命大将率50万大军分数路南下平定百越，其中一支出彭蠡，溯赣江，过大庾，南下广州，给鄱阳湖增添了不少人气。到西汉时期，鄱阳湖被史书称为“饭稻羹雨”的富庶之地。
此后，鄱阳湖的经济文化得益于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引起的三次移民南迁，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到南方，发展迅猛。《豫章记》中用“地方千里，水路四通……嘉蔬粮稻，擅味于八方，资给于四境”来记载南朝湖区的物产。
交通便利是鄱阳湖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运输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就把鄱阳湖编入它的必经之道这条绵延2000多里的水陆通道为一千多年南来北往的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管政治格局如何变换，走南闯北的商人、游客、官员，海外的珠宝、药材、犀角，国内的茶叶、瓷器、纸张，都得接受鄱阳湖的恩惠。
可以说，唐、朱、元、明数朝直到清朝前中期，鄱阳湖畔都是交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附带而来的还有曾经的征米第一、舟船第一、茶叶第一、造纸第一、瓷器第一、产铜第一等多个桂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洪洲东门记》中写到鄱阳潮流域时说“其田宜粳糯，其粟输与京师，为天下最”。《唐语林》则辑录造船的盛况：“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
而浮梁的产茶中心地位可以在白居易的名文《琵琶行》里找到依据，唐朝后期征收的贯茶税，浮梁一县能交全国的八分之三，可见“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所言不虚。瓷都景德镇似乎都用不着介绍，“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巧夺天工，已经光耀千秋。难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要多次亲临鄱阳湖感受她的魅力，还禁不住奋笔疾书，不愿让这种视觉的惊奇转瞬即逝。在他的笔端，鄱阳湖“环绕它的整个沿岸，极目嘹望，只是无穷无尽的层层城镇村寨。
从这里可以由水路到福建省，再从那里东至大海……从这里，河水的潮流对于向南京进发的人有利，在这地方它流得特别缓慢，体简直注意不到它，这使得这一广阔的水域里，处处可以航行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