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可分老市民（即老户）与薪市民（即新户）两种，所谓老市民是指在都市定居了三代以上者，三代以下则为新市民。老户中又可以按不同时代来划分。比如古都北京，古代属燕国，现难以探寻当时的老户，但元、明、清三代的老户却可以划定。特别是明朝，朱棣进京，有不少江浙人“随龙迁入”；清代顺治进京，亦有不少东北人“随龙人关”。这些在当时属于迁人的新户至今已祖居十几代了。
城市的不断扩大，其内部民俗必然出现区域性差异，老户、老城区的民俗受到新户、新城区民俗的影响，从而发生变异，旧俗也出现许多改观现象，如由繁改简，新旧合璧，半新半旧，逐渐向新俗演进。比如大都市上海，在宋代时还是一个小镇，后逐渐成为小县规模。鸦片战争后，上海“十里洋场”飞速建成。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呈现日新月异景象，成为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民俗方面呈现出中外交流、城乡交融的独特风情。在大力发展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地“工业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许多旷野荒坡利用机械夷为平地而建成新的城镇，聚集来自五湖四海的务工者。他们各自的风俗习惯，将不断渗透和变融，新的都市民俗亦将逐渐显现出来。
我国城乡民俗的融合现象十分显著，城市中心以外的近郊及郊区，总是城乡风貌交叉互存，即城中有村，村中有城。各大都市的近郊地带都汇聚了大量的传统村落风俗和城市风俗，融合成一体，如北京的丰台、通县、高平，上海的闵行区、浦东新区，沈阳的新城子区、东陵区等。大片城郊村落都是城乡交接区。郊区的村民保持着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民俗特点。
在大规模的文体活动中，村民总会把出自乡村的节目拿到城市参加演出，如秧歌、龙灯、高跷等，呈现出城乡民俗汇集的景象。城乡民俗的融合，使得一部分村民改变男耕女织的生产惯制，逐渐受到商品经济的制约，因而发生变化。有的弃农经商，有的改种粮食作物为经济作物，有的到商贾大户门下打工，有的转卖土地顿获巨金而转营他业。大城市灯红酒绿，使得部分村民尤其是妇女们竞相仿效，在服饰、饮食、社交等方面崇尚虚荣，呈现“世富人贫”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