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9年初进清华大学，进入系图书馆看到各种文字的大量地理书籍时，感到真像进入到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
在一年级学了只有地貌学（当时称地形学）与气候学的普通自然地理学后，特别是经过几次短途野外实习，看到的都是地貌，就想将来学地貌。到二年级快结束时，听了林超先生请来侯学煜先生作的“生态与指示植物”的报告后，我兴趣又转向了植物地理。以后就学了植物地理，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也参加了几年植物地理的教学工作。到1970年初，看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就参与了环境保护、特别是河流污染治理方面的教学与科研组织工作。
对人文地理学，在大学中虽然也学人文地理，但当时兴趣偏向自然不大注意人文。另外，当时也受到社会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地缘政治学、统一地理学、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影响，思想上就认为人文地理是资产阶级科学，不想接触。
1960年前后，我已在系参加领导工作。当时经常搞大批判开路，自己组织些地理方面批判时，感到对人文地理批判论据不充足、说理性不强，对此产生怀疑。所以，就想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70年代末，“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带来思想的解放与对外的交流。思想上的束缚与禁区没有了，就想多了解国外的人文地理学情况。由于当时中国地理的热点在环境、城市、计量、遥感与国土，对人文地理仍然不够重视，对外来的学者介绍情况理解不深，甚至产生些误解。
当时，我很想了解国外人文地理情况。记得有一次获悉一位美国人文地理学者在研究犯罪地理，心想人文地理学怎么还研究这些问题，真是没事于。
1983年，我到加拿大作访问学者，就在大学中利用时间多听课。在听一门农业地理时，发现其内容不像我在国内所了解的只讲作物的分布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各种作物生产过程等方面，他们讲了不少劳动力雇佣、资金的借贷、机械的租用、价格与市场以及加拿大农业发展过程与国内、外市场关系等。当时，我对此种讲法迷惑不解。
后来，我又看到加拿大的农村只有点状农舍、机器棚、粮食库等，孤零零地散布在原野，那里根本没有人住，成了无人的农村。只有在农业生产时，才有临时雇佣来的农业工人在那里打开机器棚，取出机器进行生产活动。收了的粮食，烘干后及时装入库里就完事。干完农活儿，人走了，农村又无人。农场主在合适时把库中粮食卖掉就完事。
我这时才了解到，加拿大的农业，不是为农民自身，也不单是为国内的供应而去生产粮食，它是为获取更大利润去生产粮食。在生产已经高度科学化后，关键问题是农业的经营与管理。例如，种多大面积小麦，取决于对国际市场需求与价格的预期了解，以及国内获取经营贷款利益和劳力、机械、燃料、种子、化肥……等费用情况。如果两者情况分析后，是有利可图才去安排生产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