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八国联军的打击和义和团运动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危机空前严重起来。为增强国力，挽救摇摇欲坠的专制政权。1901年，尚流落于西安的清政府便紧急发布了征求变法的上谕，要求督抚以上的大臣就变法问题积极献策。
此后，清廷在博采众多官员建议的基础上，陆续推行了30余项改革措施，史称“清末新政”。其主要内容除了政治方面的裁减冗官冗员、修订律法、废除科举制度，军事方面的编练新军、警察和教育方面的设立学部、令各省广设新式学堂、鼓励出国留学等等外，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举措有：
1．设立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主管工商矿务交通事业，颁布有关法令规章；
2．试办户部银行，各省设立商会；
3．订立“奖励工商章程”，规定对办1000元以上实业者分别赏予男爵以上爵位；
4．废除满汉通婚之禁，禁止妇女缠足，谕令禁烟；
5．筹集新政所需钱款。
从内容上看，以上举措与数年前的戊戌变法大体相似，甚至还更丰富一些，在变更“祖制”方面也走得更远些。至少在理论上，这些措施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都是不无裨益的。事实上，它们也多少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就社会经济方面而言，比如新政关于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及设立商部、商会等提高工商业地位的规定，是对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修正，对促使人们投资工商业、发展近代企业具有积极意义；禁止妇女缠足等对移风易俗、解放妇女不无影响。
然而这些意义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得到充分显示的，国家未来的长远发展蓝图并不能让普通百姓感到鼓舞。对他们来说，新政简直无异于苛捐杂税的代名词。因为新政的执行，如练兵、兴学等等，无一不需要钱，而当时清政府府库空虚，财政支绌，于是不得不把筹款列入新政的主要内容。新政期间，盐厘加价，百货加税，地契、房产加征，各地官员还乘机新创各种名目的地方捐税，一时苛捐杂税蜂拥而来，全国的税收差不多增加了—倍，极大地加重了普通百姓及绅商的负担，所以新政对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来说是费而不惠。
新政最终不仅没能缓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反而加剧了官民矛盾，使民众的反抗运动更加频繁和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