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遇上大阻力，对不起，他们首先得保皇位，请你当替罪羊！“仁宗之治”时，盛世中潜伏危机，相对来说不太严重。赵桢使命感挺强，主动想解决弊政，要求范仲淹开列当务之急。范仲淹不失理智，认为“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所以“始未奉诏，每辞以事大不可忽致”。赵祯一再派人催促，朝野舆论压力增大，范仲淹这才上呈著名的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付诸实施。结果遭到旧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欧阳修撰写了那篇著名的《朋党论》，指责范仲淹等人搞“朋党”。鉴于历史教训，宋朝皇帝最忌武将领兵与文官结党两条高压线。范仲淹被指责搞朋党，赵祯吓一跳，马上缩回去，叫停改革，并罢范仲淹等人的官。张居正，需要他主持改革之时，万历“夺情”，并亲自傲大臣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压非议；等他死后，再面对非议时，万历翻脸不认人，亲自下令抄他家，削尽原来的嘉奖，以罪示天下，家属或饿死或流放，曾经跟随的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如果不是社会舆论强烈谴责，迫害还不知残忍到什么地步。那些帝王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他们的良心早给狗吃了！
如果是下一任，那很可能更糟！秦孝公深切感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便悬赏“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国的商鞅被感动，或者说被诱惑，不远千里来投奔，主持变法，使秦国后来居上，连秦始皇后来“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改革之功与改革之力成正比。商鞅变法更激烈更彻底，得罪旧的利益集团也更多更严重。第二年，太子触犯新法。商鞅抱怨：“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因为高层有人带头犯法，又逍遥法外！”秦孝公支持依照新法惩罚太子，并追究他老师公子虔的连带责任，秦国人第二天就变得认真遵守新法。三年后，公子虔自己又触犯新法，被判劓刑。为此，公子虔怀恨在心，只因秦孝公还活着得给他留点面子，商鞅暂时无恙。秦孝公很开明，不仅兑现早年“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诺言，将商（今陕西商州）、於（今河南内乡）之地15邑分封给商鞅，尊号“商君”，而且要把王位让给商鞅，商鞅当然不敢接受。可惜秦孝公不久即死，太子继位，即秦惠王，闭门杜户八年的公子虔等人马上跳出来，挑拨说：“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之法，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于是，秦惠王下逮捕令。商鞅只得逃走，但很快被抓，结果被车裂示众，并灭全族。秦国因这次变法变强大了，变法第一功臣却被惨杀，天理何在？
我们理解帝王的难处，一切得以王权的稳定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发展为立足点。左手签发改革令是为了王权稳定，右手签发扼杀令也是为了王权稳定，左左右右，反反正正都是他们伟大英明正确，实在要说有点错那也只不过是打个盹让“奸臣”搞了点破坏。因为权力在手，又擅长舞文弄墨，帝王很容易颠倒黑白，糊弄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