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婚姻的概念不是以感情的交流或利益的交换为主要内容，婚姻在原始文化中与武力紧密相连。因此，婚姻的形式经常是以强制性出现。
列维一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作了极为有趣的分析，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土著人的思想和社会结构的矛盾状态——两个季节、两个性别、两个社群、两级文化(“高级的”，即入族者，男性属于这个族。“低级的”即未入族者，女人属于这个族)，而社会性力量属于前者，自然繁殖力属于后者。
在实际过程中，所表现的是：雨季吞没旱季，男人“占有”女人，入族人“吞下”未入族人就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因而，在有些民族中（如约卢巴人）“吃”和“结婚”是用—个动词来表示，其一般意义仍是“赢得”、“获取”。
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私有制造成的，即把女人作为男人的财产对待。如是说，当然有其道理，但失之笼统。这种几乎是世界性的语言现象已经透彻地表示出性爱的“永恒性”母题中弥漫着不言而喻的强制性色彩。
此外，对“婚姻”文化释源，我们也会发现其中包含着男性对女性的强制性性爱因素。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认为，古无嫁娶，亦无夫妇名义，妇女多由俘虏或掠而来，故女即初文奴字，字亦作妞，从丑，丑即手义，与奴同。
据考，无论是战争时之俘虏或抢掠均宜于昏暮。故婚姻之婚从昏，昏夜袭劫，因谓婚嫁为婚，习俗相沿，后世婚礼亦于昏暮行之。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的“婚”是：“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再嫁娶之“娶”，初文为取，经文取娶通用。初义犹言劫取，掳取也。取，从耳从手，以手执耳，牵其人，谊为指事。从词源上考，妻、姨、娣、妾、娌、妯等皆所娶之人都与劫掳有涉。在炎、黄五帝之时，炎族多美女，以其美而劫取，亦为主因之一。
正是因为婚娶原与武力有着渊源关系，故“南地僻乡，时有劫妇之风。”确实一点不假。中国各民族从古到今“掠夺婚”（抢婚）是民俗婚姻中最通行的形式。《易经》爻辞中的“匪寇婚媾”反映了殷商时代抢婚遗俗。
恩格斯在分析到抢婚时说过：“抢劫妇女的现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现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