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标准不同，做法也就不一样，结果会出现真勇敢和假勇敢两种截然不同的勇敢。
第一种勇敢源于信仰。信仰是勇气的源泉，但信仰的东西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是不正确的。因此，就有真正的勇敢和貌似“勇敢”的罪恶：
夏明翰信仰马列主义，为理想，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绝笔诗；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周文雍写下：“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他们的勇敢源于信仰，用方志敏的话说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他们的死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是真正的勇士。
反之，日本鬼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天皇的效忠而剖腹自杀，“法轮功”分子到天安门前自焚，恐怖分子身上绑了炸药对老百姓进行自杀式袭击，民族分裂分子对无辜群众的打、砸、抢、烧、杀，邪教组织的集体自杀，他们做的事既不合法，也不合情，更不合理，他们信仰的是邪恶，做的事只能是伤天害理，是反人类、反道德的。这种不怕死的人只能被称为“亡命之徒”，是穷凶极恶而不是什么勇敢，他们的死，轻于鸿毛。
第二种勇敢源于道德。道德规范人的行为，有道德的人无疑是勇敢的人，我国《公民道德规范》规定的“爱困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中，就有很多和勇敢有关的要求。
爱国是勇敢的源泉。汉代的苏武因为爱国，在被匈奴扣留的19年里，每天捧着装饰已经全部掉光的光杆子旌节在北海（现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牧羊，饮雪吞毡，是勇敢的；南宋末年的宰相文天祥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谢绝敌人的高官厚禄，舍生取义，实践了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言，是勇敢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无数优秀的儿女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更是勇敢的！
明礼是勇敢的标志。明礼的基础是明理，勇敢并不是简单的“不要命”，“不怕死”，不“明理”的“勇敢”只能是鲁莽，不“明礼”的勇敢只能是投机。明朝的方孝孺是大儒，被人称为“文章种子”，用现在的话说是“国学大师”。这种人不可能在打仗时横刀立马，更不可能“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但他既“明礼”，也“明理”，他知道当时他所处时代的伦理道德，并按照所处时代的伦理道德来决定自己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必须做在以“靖难”为幌子，非法夺了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的朱棣要借他的文才和影响，为自己的篡位讲出“道理”，代他撰写诏书的时候，方孝孺深知朱棣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写，马上可以有高官厚禄，不写，顷刻就会有杀身之祸，但他仍然断然拒绝。朱棣见方孝孺拒绝，就威胁他，如果不写，就要“诛九族”，在这不仅是自己，连整个家族都面临生死的时候，方孝孺回了朱棣一句狠话：“诛十族也不写！”这需要何等的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