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古代文学史册，我们发现，笔名出现很晚。秦、汉、唐、宋时人写诗作文填词，很少有意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都是如此。但是为什么明、清时代的话本、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却几乎无一不用笔名呢？
从根本上讲，这恐怕与古代文人的“面子”观念有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会写小说，并能把它变成铅字，是一桩非常荣耀的事。所以，现今作家们的头上，每每罩有绚丽的光环，他们的形象也因此而高大起来，似乎须仰视才见。
但是，在古代人们的观念里，同是舞文弄墨，价值、分量却大相径庭。赋诗填词，撰史立言，属于“雕龙之术”，署上真名，不仅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光宗耀祖，何乐而不为?但是，源于市井勾栏、山乡野老的话本、笔记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却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从事这类写作者，往往顾虑孔老夫子“君子弗为也”的遗训。
这样一来，署上一个化名，显然便成了最适宜的处理方式。此类化名，正是以后作家笔名的前身。
博通文史掌故的郑逸梅老人在《艺林散叶》中称“晚清小说，作者什九化名，不知其真姓名为何”，例如《瞎编奇闻》署名茧叟，实为吴沃尧；《九尾龟》署名漱六山房，实为张春帆；《海上繁华梦》，署名警梦痴仙，实为孙玉声；《海国春秋》署名蜉蝣生，实为邹威丹。
郑老还说，“直至民国时代，亦多隐晦其真姓名”，《歇浦潮》署海上说梦人，为朱瘦菊；《人海潮》署网蛛生，为平襟亚；《留东外史》署不肖生，为向恺然；《王公馆》署捉刀人，为王小逸；《金陵秋》署冷红生，为林琴南；《人间地狱》署婆婆生，为毕倚虹；《缥缈史》署名闲主人，为胡石予。
这说明小说家化名的传统，确实是一以贯之。当然，进入近现代以后，小说不仅逐渐取得文学正宗的地位，与诗词、散文平起平坐，而且在社会影响方面甚至驾而上之。现在的作家们依然大多以笔名行世，但其心态，显然与他们的先辈大不相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