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艺术史上，五代时的杨凝式是一位承唐启宋的关键人物，又是一位行为举止怪异的奇人。他是华阴（在今陕西东部）人，官至太子少保，人称杨少师。凝式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杨涉是唐末的宰相。当时天下已经大乱，唐王朝有如风中残烛，一吹即灭。此时做宰相，已无富贵荣华可贪恋，倒是时时有杀身灭族之祸在眉睫。所以拜相之日，杨涉“与家人相对泣下，顾谓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脱此网罗，祸将至矣，必累汝等”’（《新五代史•本传》）。果然，没多久，阴云就开始笼罩过来。被昭宗加封为梁王的朱全忠，指使养子朱友恭杀死昭宗后，立昭宗第九子为帝，是为昭宣帝，年仅十三岁，被朱全忠玩弄于指掌之上。但朱全忠意犹未已，磨刀霍霍，欲代唐而称帝，朝臣对朱氏全是一片谄媚之声。天祐四年(907)二月，唐大臣共奏请昭宣帝逊位。经过几次谦让，几次劝进，中国历史又上演了一出禅让的闹剧。四月，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朱全忠，杨涉承担了押传国宝使的差事。国宝就是国玺，武则天厌恶“玺”字，所以改国玺为国宝。命令刚到，杨凝式立即劝阻其父说：“大人为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而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何？其宜辞免之”。杨涉一听此话，有如五雷轰顶，大骇曰：“汝灭吾族矣！”忧心忡忡，“神色沮丧者数日”。杨凝式一听其父之言，也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担心事情泄露出去，贻害整个家庭，“即日遂佯狂”，时人因此而称杨凝式为“杨疯子”（陶岳《五代史补》）。此后，凝式经常“托于心疾”，狂病时好时发。
杨涉的惊骇，凝式的装疯，并非是过度反应，其时的朱全忠，这个黄巢起义军的叛徒，早已控制了朝廷，在实施篡夺帝位之前，他担心唐朝宗室大臣会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常常派人刺探朝中大臣的行为和议论，不利于己者则毫不迟疑地加以杀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天祐二年(905)二月社日，朱全忠指使心腹蒋玄晖置酒九曲池，邀请昭宗之子等九王赴宴，酒酣，一一缢杀，投尸池中。六月，又杀旧宰相裴枢等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今河南滑县东）。初，朱全忠的谋士李振屡试进士不第，深恨朝官和乡绅之士，此时对朱全忠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成浊流！”朱全忠竞笑而从之，把这三十余人的尸体尽抛河中（《资治通鉴》卷二六五），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朝臣们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怖之中。凝式的装疯，就是为了全身远害。
时人称杨凝式为杨疯子，原因非只一端，有说他“虽仕历五代，以心疾闲居，故时人称以‘疯子”’（《旧五代史》注引《别语》）。有说他“博总经籍，能文工书，其笔力健，自成一家。襟量恢廓，居常自负，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秽”，所以人们“称之为杨疯子”（《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有说他对待王公大臣，“傲然不以为礼”，“恣其狂逸，多所干忤”，尤其是创作方式的独特等，“时人以其纵诞，”所以“有疯子之号焉”（《旧五代史》本传）。创作方式的独特表现在，他不愿意在纸上写字，而是特别喜欢题壁。他在洛阳居住的时间很长，遍游僧寺道观，遇到有清水怪石、苍松翠竹的清凉幽胜的地方，必定要逍遥吟咏（凝式“富有文藻，大为时辈所推”），乐而忘返。他走进寺观，见到墙壁光洁可爱的，就“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故寺观墙壁之上，笔迹多满。…‘游客睹之，无不叹赏”。寺观内的僧道，更是“护而宝之”，对他“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表现了对其书法艺术由衷的热爱。“西洛寺观二百余所，”杨凝式“题写几遍”（《书小史》）。有人题诗于壁，殷殷叮嘱游人要珍惜爱护，诗曰：“少师真迹满僧居，只恐钟王也不如。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可说推崇到了极点。（《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