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历史著作在论及中晚唐的政治弊病时，往往把朋党之争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并列为三大祸害。唐玄宗以来，共发生过三次著名的朋党之争。一次是玄宗朝的张说与宇文融之间的互相排斥，另一次是德宗时杨炎、元载与刘晏、卢杞之间的倾轧。而时间最长、程度最烈，也是最后一次党争则是牛李党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攻讦，势如水火，弄得连皇帝都无可奈何，文宗就曾对侍臣说：“去河北贼（指割据的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自近代学者沈增植(1850-1922)作出过“牛李两党以科举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的论断后（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大中二年下引），史学界不少研究者就把李德裕视为反对进士科的士族代表，而把牛党则说成是代表由进士科进用的新兴阶级。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专家们通过扎实研究，才纠正了这一似是而非的结论。就科举而言，李德裕并不是反对进士科这一制度，而是反对其中的种种弊端，并且在实践中作了纠正。如知贡举录取进士后，尚需呈名单给宰相过目，由宰相定夺。李德裕为相时，就否定了这条陈规陋习。当权贵们把持科举时，他倒注意“为寒俊开路”，所以当他受牛党迫害，远贬到海南的崖州时，才会出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的动人情景。相反，牛党的头目和骨干，倒是在进士试的考试中干下了许多为时人所切齿的事，其中，尤其以杨虞卿为臭名昭著。
杨虞卿，字师架，虢州弘农人。据《旧唐书》本传载：此人“有口辩，优游公卿间”，受到一些权贵的看重，元和五年进士擢第。“性柔佞，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新唐书》本传记载此事时，据《唐摭言》卷七“升沉后进”条，补充了一首当时流传的民谣：“岁举选者，皆走门下，署第注员，无不得所欲，升沉在牙颊间。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皆为翰林），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走，故语曰：‘欲趋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这些记载，说明了三点，一是杨虞卿其人人品。“有口辩”，“性柔佞，能阿附权幸”，这正是李宗闵“待之如骨肉”的原因所在。而李宗闵本人，“性机警，始有当世令名，既浸贵，喜权势”，“崇私党”（《新唐书》本传），两人可说是臭味相投。二是杨虞卿在牛党中的重要地位。“党魁”的称号，连皇帝都清楚。李德裕拜相后，文宗当面告诫他：“而（汝）知朝廷有朋党乎？”又曰：“众以杨虞卿、张元夫、萧瀚为党魁”（《新唐书•李宗闵传》）。三是杨虞卿兄弟把持科场的丑恶行径和一手遮天的嚣张气焰。他们的丑名也传进了深宫，武宗与群臣探求进士试时，就曾对李德裕说：“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旧唐书．武宗纪》）。进士科考试，每年到京城参加省试者近千人，而唐朝三百年间，每年的录取人数平均只有二十三四人，及第的艰难，真有如难以上青天的蜀道。可是只要走通了杨氏兄弟的门路，就易如反掌。“升沉取舍，出其唇吻”，只要他们一开口，就能金榜题名，那广大“平人”，还有路可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