妒贤嫉能，排抑胜己，更是李林甫时刻都在盘算的事。左相李适之，“性简率，不务苛细”，很受上下欢迎，而且为政能力强，“昼决公务，庭无留事”。李林甫心中嫉恨，外表却显得亲密地对李适之说：“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耳。”性格简率的李适之没有警惕到这是个陷阱，还“心善其言”，向玄宗提出开采华山金矿的报告。玄宗一听大喜，向李林甫征询意见。李林甫却说：“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根基），王气所在，不可发掘，故臣不敢言。”玄宗认为林甫的话才是宰相的识大体之言，从此，李适之逐渐被疏远。林甫接着阴谋构陷，把适之贬至袁州，又派人到袁州处置，适之被迫“仰药而死”，儿子也被害（《大唐新语》卷七）。
李林甫为相时，汲引萧炅为户部侍郎。有一次，尚书左丞严挺之与萧炅同去一家做客，主人书案上放有《礼记》一书，萧炅故作风雅，闲翻一页并读出了声：“蒸尝伏猎。”严挺之一听大惊，故意让他再读一遍。萧炅浑然不觉，还是念成了“蒸尝伏猎”。原来“伏腊”，是指古代的祭祀。古人十分重视宗庙的祭祀，“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祀，夏祭曰稀，秋祭曰尝，冬祭曰蒸”（《礼记•祭统》）。伏指伏日的祭祀，腊指腊日的祭祀。萧炅竟然不识“腊”字，而把“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为人刚正不阿，对李林甫提拔如此不学无术之徒实在忍无可忍，极其气愤地对另一位宰相张九龄提出：“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张九龄是一位著名诗人，刚正不阿，当时位在李林甫之上，就把萧炅贬为岐州刺史。从此，李林甫对严挺之恨之入骨，在玄宗面前攻击严挺之、张九龄结为朋党。张九龄被排挤出朝，严挺之被贬为洛州刺史（《通鉴》卷二一四）。六年后，玄宗间起李林甫：“严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这时严挺之已调为绛州刺史，林甫立即召见挺之弟弟损之，以关心的口吻说：“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见上之策，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挺之答应后，李林甫又报告玄宗说：“挺之衰老得风疾，宜且援以散秩（闲官），使便就医。”玄宗信以为真，叹吒久之。李林甫翻云覆雨，轻轻一句话，就将挺之投闲置散了，而且做得人不知、鬼不觉（《通鉴》卷一一五）。
据《开天传信记》载，李林甫在居住的正堂后别创一堂，名叫月堂。“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必不存焉”。构陷李适之、严挺之的阴谋诡计，大概都是从月堂中产生出来的吧？《新唐书》本传说：“李林甫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面柔令，初若可亲，既崖穿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引以为重。”朝臣“缘坐数百人，并相继诛……数兴大狱，衣冠为累息”。连他的儿子李岫对其所作所为都感到害怕，某日游于后园，跪在地上，一边流涕，一边痛哭劝谏说：“大人居位久，枳棘满前，一旦祸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李岫的恐惧是先见之明。当另一个奸人杨国忠登上唐代的政治舞台后，他的话很快就验证了。杨国忠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李林甫刚死，尚未下葬，杨国忠就罗织罪名，告李林甫与藩将阿布思勾结，有异谋。玄宗大怒，“悉夺（林甫）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棺材，用庶人礼葬之”。包括李岫在内的诸子都被流放到岭南、黔中，诸女婿都被贬官（《新唐书》本传）。这种下场，应了一句俗语：天道好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