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是唐高宗时的一员大将。作为一名武官，他对唐王朝的贡献是为唐朝征服朝鲜半岛提出过有效的策略和建立了显赫的战功。高宗上元二年，他因累立战功，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并依旧监修国史，由武将一变而为文臣。其实，他虽为武将，于文史并不是门外汉，据《旧唐书》本传载：仁轨“少恭瑾好学，遇隋末丧乱，不遑专习，每行坐所在，辄书空画地，由是博涉文史”。是一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
刘仁轨做左仆射后，很得人心，“天下号为“解事仆射”（《朝野佥载•补辑》）。解事，就是晓事，懂事，能办事。
和刘仁轨相映成趣的是右仆射戴至德，被人们称为“不解事仆射”。刘仁轨和戴至德，为官一左一右，品级相同；一“解事”，一“不解事”，社会评价却截然相反，“人皆多刘而鄙戴”。《隋唐佳话》卷中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问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曰：‘戴仆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连告状的老妇都清楚左、右仆射的特点，可见，刘仁轨“解事仆射”的美名是家喻而户晓了。
然而，评价一个人物的品行能力，不能只凭众人的议论。社会舆论是表层现象，要能透过表层考察实质，才可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眼前提到的两位仆射，就是好例子。为什么世人“多刘而鄙戴”呢？史书为我们揭示了真情。据《旧唐书•戴至德传》载：至德迁右仆射，“时刘仁轨为左仆射，每遇申诉冤滞者（因受冤而未能升官者），辄美言许之，而至德先据理难诘，未曾与夺，若有理者，密为奏之，终不显己之断决（《新唐书》作“终不显私恩”），说得更明白），由是时誉归于仁轨”。
有人对戴至德的做法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戴回答说：“夫庆赏刑罪，人主之权柄，凡为人臣，岂得与人主争权柄哉！”这段记载，使我们看到了两位仆射的两种作风与人品，也明白了世人“多刘而鄙戴”的原因。
冤滞者来找仆射（即宰相）申诉，目的在于辩明冤情，解决职务的升迁。刘仁轨的“美言”，冤滞者倍感亲切；“许之”，即许愿，则更使人欢欣鼓舞，乃至感激涕零。而戴至德，先是“难请”，冤滞者的第一印象就会感到此仆射冷酷不近人情；“未曾与夺”，即不表态，更使人觉得渺无希望，心灰意冷；“密为奏之”，当事者何由知之？即使升迁了，也是感激天子圣明，与戴至德何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