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西、北边疆的许多少数民族便陆续向内地迁徙，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布满匈奴、鲜卑、羌、羯、氐等族族众。西晋八王争权，天下大乱，内迁各少数民族纷纷逐鹿中原，使黄河流域形成了各族人民杂居共处的局面。
各民族杂居共处为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经过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实现了民族间的大融合。
民族融合最重要的表现是内迁各族的汉化。内迁之后，各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原来的游牧经济逐渐让位于农耕生产。他们或拥有小块土地，自耕自种；或为汉人地主充当田客、佃农；有些贵族首领则成为拥有大片土地、采用封建剥削方式的地主。生产方式的转变为其接受较为先进的汉族农耕文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匈奴贵族刘宣、刘渊、刘曜等人均精通儒家经书，也爱读书，以至“乐道行咏，忻忻如也”。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文化水平也很高，“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内迁少数民族的汉化，除了在经济上、文化上被纳入先进体系以外，还表现在语言、姓氏、服饰、思想观念等方面。内迁各族处于汉族社会的汪洋大海中，不得不主动向汉族生活方式转化，以适应新的居住环境。作为思想交流工具的汉话首当其冲地被采纳。汉姓的采用也日益普遍。匈奴贵族采用刘姓，北魏皇室改姓元。
上层如此，下层百姓采纳汉姓的情况恐怕也不少见。内迁既久，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亦开始与汉族趋同。父死，子娶后母为妻，在先前本为匈奴习以为常的风俗。但匈奴贵族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惧于舆论而不敢娶后母单氏，仅与其暗中私通，事情败露后受到众人的指责，单氏不久竟因羞惭染病而亡。这种情况当然是受汉族礼俗的影响所致。
内迁各族的汉化改变了黄河流域多族并居、礼俗迥异的局面。少数民族汉化之快，竟然使同时的南方人士感到惊异。南朝人陈庆之曾对人讲：“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众多）。”
民族融合是双向的。民族大融合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汉族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吸纳，即所谓的“胡化”现象。汉族人民吸收少数民族的生产经验，提高了自己经营畜牧业的能力。所谓的胡服、胡食（胡饼，胡饭）等也渗入了汉人的日常生活。汉人以酪浆为饮料，西晋时洛阳贵族官僚“相尚用胡床貊，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络带、裤口”，显然都是受内迁少数民族的影响。胡乐、胡歌、胡舞的引入，则进一步丰富了汉族人民的娱乐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是北方历史发展中最积极的现象。它一方面缩短了内迁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为汉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盛唐的出现，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