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对周边各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糜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
贞观末年，周边各族到长安朝贡者有所发展。贞观二十年(646年)八月，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入朝。其中有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葱、跌结、浑、斛薛等ll部，各派遣使臣入贡。太宗非常高兴，下诏设宴招待使者，并赠送礼物拜官，还赐其酋长玺书。十二月，回纥、仆骨、多滥葛、拔野古、同罗、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葱、白溜等各部首领，都亲自到长安入朝。太宗赐宴于芳兰殿，并且厚加给赐，还五日一会，友好的气氛甚浓。
各族首领或使者到长安朝见太宗，必然携带很多礼品；朝贡，更是以当地贵重土特产对唐皇帝的贡献。从礼节上看，这是以下对上的奉献。但这不是单方面的，唐朝皇帝在得到贡献的同时，也对来朝的各族首领或使者有大量的赏赐。例如，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突利设到长安“纳币，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太宗也“赐赍甚厚”。唐太宗以回纥、仆骨、多滥葛、拔野古、同罗等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的同时，还“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吐蕃赞普派遣使臣到长安，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请求通婚。太宗许以宗女文成公主前往。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赴吐蕃，同时带去很多东西，如蔬菜种子、药物，还有精美的手工艺品以及有关生产技术方面的书籍。后来，高宗还给吐蕃送去蚕种、桑苗，还派遣了养蚕、造酒、制造陶瓷器以及制造纸墨的技术工匠前往吐蕃。
所以说，周边各族到长安的朝贡，实际上是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唐朝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高昌(新疆吐鲁番)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诸国也要遣使随之入贡，唐太宗派人前往迎接。魏征立即谏道：“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来，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入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
由此看来，各族使者到长安朝贡，沿途居民是要负担路费的。周边各族距长安甚远，路费的负担相当沉重，所以魏征认为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担任西北道安抚大使的李大亮也向太宗上疏道：“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縻费。以中国之币帛，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他建议，“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蕃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李大亮所说的突厥，是西突厥。由于西突厥入朝者太多，也使唐朝感到利少害多，故而唐太宗赞成实行羁縻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