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腹地伟大黄河两岸的地盘上，拥挤地聚居着一亿多河南人，世界上没有几个大国家的人口数目能与之相比。
河南人是中国传统礼教观念最重的一个群体，他们保守而注重实惠，尤其注重自己在家族或周围人群中的名声。儒家传统礼教的准则“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在河南大有市场，至今在许多河南人看来这仍是做人重要的准则之一。
犹太人卡尔•魏特夫指出：“黄河的泛滥必然导致专制主义的产生。”
威特福格尔尤其强调水利事业与集权制国家产生之间的关系。
在开封禹王台的水德祠大石碑上，上面刻着古往今来三十七个为治理黄河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名单，每年前往祭祀的人络绎不绝。另外战国初年著名的西门豹治水的故事也发生在河南。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赞同魏特夫和威特福格尔过份强调水利重要性的论调，但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出现确实是与治理水患有着很大关连的。夏朝及后来商周时代的统治中心正是在河南一带，那时，这里有当时世界上最为灿烂的青铜文明，河南在文明的冲突中构建了中华文化早期的发展框架。在治理水患的长期斗争中，河南人培养起了比其它地区更为显著的集体协作精神和家族宗法观念。防洪灌溉及与四面的来犯之敌作战是历史上河南人不得不经常考虑的大事。
直到南宋之前的三千年专制主义社会里，河南一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它是整个中国文明的焦点。这种漫长而古老的历史厚度，使得河南人长期生活在世代因袭的文明积淀下来的观念中，它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河南人深深地为脚下的大地所陶醉，对过去辉煌的岁月自豪不已，这独特的自豪感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重要的心理基础，而另一方面，专制主义和过分早熟的文化也极大地压制了人性，使个体鲜活的生命失去了那份与生俱来的野性。
河南人是四平八稳的，既没有北方人粗犷的野性，也缺少南方人浪漫的灵气，他们仿佛被沉重的历史重担压得直不起腰板来，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长得全差不多，面部神情千篇一律、僵硬而沉稳，这在河南尤其突出。
河南人就像一口很深很深的井。由于深受儒家中庸之道的熏陶，他们不喜欢显山露水锋芒毕露充当出头鸟，而是更愿意将真实的本领掩盖起来，把好戏留在后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河南人欣赏黄雀的老谋深算。若是初次见面的话，很难相信这些衣冠简朴神色平实的人实际上深不可测、内涵丰富。在河南一个貌似文盲的乡村老头或一个摆地摊的小商贩也许就是一个饱学之士。
中国人被权力社会折腾惨了，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人们不得不学会在政治旋涡中演戏，并狠下功夫钻营人生哲学。在一座黑暗的围城里怎样才能活得好一点呢？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人生大问题。在人生哲学方面河南人显然很有一套，他们懂得在简单的物质条件下如何去打发快乐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