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基本内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这种理解是按照西方哲学史对“本体论”的内涵进行的概括，如果从人的根本性问题(“做人”)来说，“本体论”正是出于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需要。因而，“终极解释”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给出“终极价值”的“终极根据”。
终极根据在根本上是为终极价值寻求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是从属性的，但从人的存在境遇来说，人突破了自然性的限制也就把自身放逐于无根据的境地，而人又是需要根据的，只是这种根据需要由人自己去确立。在这一意义上，终极根据的问题也可以成为单独的问题。但是，终极根据的目的也在为人的“做人”提供方向，而不在于使人获得心理甚至心灵上有根据的满足与安慰。终极价值与终极根据的目的都在于解决“如何做人”的方向问题，终极价值是直接寻求方向，而终极根据是以确立基点的方式推出方向。
人作为“类存在”意味着人是“可能”的存在，“可能”意味着人的活动的“应”的方向与方式具有在“类”的范围内的各种可能。这些可能转变为现实，既取决于人的个体主体性因索(知、情、意)和社会性因素(文化)，也取决于人的历史及现实生活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可能转变为现实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种仍然性可以说是存在于可能性之中的，而其变为现实对于人来说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变为现实的偶然可以通过人的“试错”而加以纠正，也可以通过时间的延续为历史所淘汰。而对于面向未来的人来说，总会期望在各种可能中找到员恰当、最好的“应”，即找到具有必然性的可能性，从而作为行动的方向与根据。在这一意义上，哲学正是这种探寻具有必然性的可能性的人的活动方向与方式的人类文化形式。
对于“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的问题，可以用上述所谓终极价值、终极根据以及员合理的方式等话语表达，但这些话语方式都是西式的，如果改用中国的话语表达方式会更简洁，这就是“做人之道”。相应的，从“应”的可能指向上来说，也可以表达为“道”。
“道”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已经成为具有西方本体性存在意味的搅念。按照西方的本体论思维，“道”具有终极根据的内涵。但是，“道”在中国的思想中实际上表达的是两重内涵：一是行动的方向，“道不同不相为谋”；二是行动的方式，“一达之谓道”。当然，在“道”在人们之间相互传递的意义上还有“道说”的含义，不过这一含义是引申来的。“道”在哲学的意义上表达的也就是那些具有终极性的方向与方式，因而关于“做人”问题中的终极价值与方式都可以用“做人之道”来表达。也就是说，“做人之道”完全可以表达以西方概念所表达的关于“做人”的终极 价值、终极根据与终极方式问题，如果把“道”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开并用中国话语表达，那么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道、理、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