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齐桓公在堂上看古代经典，一个名叫轮扁的老木匠在公堂下做活，他看见齐桓公专心致志地读书，就放下手中的木匠工具，好奇地走上前来问齐桓公说：“请问，大王您读的是什么书啊？”
齐桓公回答说：“我读的是圣人写的书。”
轮扁问：“写这些书的圣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吗？”
齐桓公回答说：“他们早就死了。”
轮扁笑道：“既然写这些书的圣人早就死了，那么您现在所读的只是些古人的糟粕罢了，哪里值得这样专心致志地下功夫呢？”
齐桓公生气地说：“我在这里读古代圣人所写的书，哪里有你这样一个做车轮子的木匠说话的份？今天你要是能够说出些道理来，那还罢了，要是你说不出道理来，我就要冶你的死罪。”
轮遍赶忙解释说：“大王请息怒，我并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也不是故意要诋毁古代的圣人。我之所以这样讲，是用我自己做车轮子的经验来类比的。做车轮子是一件细致、微妙的活计，砍木头的时候慢了，做出来的车轮就会松软而不坚固，快了，又会滞涩而难以嵌入。要做到恰到好处，即不慢不快，得心应手，这其中自有奥妙。但这种奥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没办法把这样的绝技传授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没有办法从我这里学到这样的绝技，所以，我现在都70岁了，由于找不到接班人，只好还在这里为大王做车轮子。由此类推，古代的圣人死了，他们高妙的思想因为不可言传而随圣人一道消失了，因此，您现在所读的经书，只不过是圣人的糟粕罢了！”
这个故事体现了庄子主张的言和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僵死的，人类的思想意识却是极为丰富、微妙的，因而，语言和思想是两码事，很多事情只可意会不可以言传。从现在观点来看，应该说，庄子的言意关系论局限性很大，他把语言与思想意识加以分割，完全忽视了语言作为达意工具的价值；但从另一方面看，庄子发现了语言作为中介工具的有限性，揭示了人类意识极其丰富、微妙的特征，这又是其高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