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把川人形容为风风火火热情大方的人是不确切的。实际上盆地内的川人明显有着南北差异，差异的代表性地区就是成都和重庆。成都性情闲雅飘逸，对人彬彬有礼，易于交往但不易深交，善于夸夸其谈而注重实际利益，胆小怕事却喜欢提劲，他们为人干练中庸，天性敏感，感情细腻，不断为生活中琐碎的小事所累，同时能从中寻觅到美的东西来。成都人是川人中禀赋超群深谙生活之遭的一个群体，他们精细如美丽的蜀锦。与成都人比起来，重庆人要粗线条得多，声如洪钟，办事麻利，重感情而喜欢广结朋友，在他们身上山地人的野性体现无遗，打架斗殴之事时有发生，他们精明过人处世率性，一句“喀老子”的口头禅把那种天真顽劣的内心活动展露出来。不论是成都人还是重庆人，都与同质的川味文化这个大前提不相冲突。
除了明末清初那次长达半个世纪的毁灭性灾难之外，历史上四川几乎没有受到过致命性的重创。所以川人不擅长行军作战的原因也就很容易诠释了，一个不经常发生战争的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一大批虎视眈眈的猛将呢？川人战争观念淡漠，他们大都是“家乡保”，气宇中有边地居民的野性而无血性及杀气漾溢的英雄气概。本世纪上半叶是四川战火频繁的一个时期，本地的几个军阀闹得不可开交，于是川人中也就出了一些军事人才。
当时川军是军纪最差、作风最涣散的“双枪队”，一手拿着枪杆子；另一手拿着烟杆子。在自视甚高的军人眼里不堪一击，仅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1937年底，川军王铭章师奋勇请战，请求前往抗战前线打日本鬼子，全国竟没有一个战区愿意接纳这支杂牌军，认为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后好歹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将其收容。王铭章师遭人白眼窝了一肚子气，终于在滕县一役中全师战死沙场一洗川军之辱。
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四川却出了不少文才武将。1955年授衔时，四川出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四大元帅，四人身上传统川人温和尔雅，敦厚敏睿的气息都很浓厚，体现出一派儒将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