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文学主要有辞赋、政论散文和乐府三种。汉代辞赋的发展如下所述：
早期重要辞赋作家是贾谊，他的代表作品是《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两赋均有兮字，楚辞向辞赋转化的痕迹非常明显，抒情性也较强，被称为“骚体赋”。到景帝、武帝时期，出现大赋，枚乘的《七发》是汉代大赋形成的标志。
大赋的结构特点是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篇末点题，微有讽喻。实际的效果是“劝百讽一”。大赋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代表作是《子虚》、《上林》二赋。大赋气势恢弘，语言张扬，气魄壮观，显示出大汉王朝的蓬勃气势。
其后，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河东赋》比较著名。
但大赋文字艰涩，内容空虚，大赋没有很好流传，与这种文风有很大关系。东汉开始兴起京都赋，班固《两都赋》是早期代表作。其后张衡的《二京赋》也很有名。东汉后期，文人多怀才不遇，故抒情小赋应运而生。班彪的《北征赋》，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都很著名。但此类作品当推汉末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该赋语言犀利尖锐，对于当时黑暗政治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西汉前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政论散文，最突出的代表是陆贾、贾谊和晁错。陆贾前后向刘邦上十二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即《新语》。文章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语言精练，逻辑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政论家，《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著有散文五十八篇，其作品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一类是就具体问题写的奏疏，一类属于杂论。《陈政事疏》系统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长治久安的远见卓识。专题政论文的代表作是《过秦论》三篇，分别指出秦始皇、胡亥、子婴的过失，其中上篇最精彩。运用夸张铺陈的笔法，渲染秦帝国的辉煌强盛，再急转直下，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写其迅速土崩瓦解的衰颓，然后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
贾谊之后的政论家是晁错，他是景帝的老师，对于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最著名的论文是《论贵粟疏》，逻辑谨严，有很强的说服力，但缺乏文采。
被韩愈称为“后汉三贤”的王充、王符、仲长统都有专书传世。王充著有《论衡》、王符著有《潜夫论》、仲长统著有《昌言》。三人虽然不是文学家，但对于文学各有一些独到的看法，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