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最首要的媒介，人类通过对语言的交际属性和功能的利用，使其自身趋于发展和完善。
与人类思维形态维系最密者之一无疑也就是语言了，因而语言的转换功能便成了某种类型意义的表现形态。基督徒的“罪孽”在“主啊，宽恕我吧”的感叹语态的表示中陡然消弭抑或减轻，其技绝矣。高原文化形态中的苗族人在遇到危险之境，只消大呼“神灵救我”，立刻就消灾解难，化险为夷。贵定仰望乡苗民如果被野兽或蛇咬伤，用三根芭茅草立于屋外，搞一两斤猪肉，然后款款出屋大喊三声“老虎咬猪”。上山打柴等伤了手脚，形式也同上，只要在院内牵一头狗，然后大呼“老虎咬狗”即解。
罗甸的苗民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上，由长者念家族中去世的亡灵之名：“××祖公来吃饭，这酒真香，请祖公多饮一杯”，大家同声附和。如此这般，先灵高兴同乐，遂生保佑家事顺当之能。
在特定的文化习俗中，如何遣词用句都有研究，以保证转移可以正常进行。在梅尔维尔岛等地语言应用是不和死者名字同音的，一切同音词，人们都不能说。在印地安部落中，与岳父母有关联的词也是禁止说的。拉丁地区的农民在论及田地时只说“干渴”、“生产果食”。意大利人说植物“在讲恋爱”、“哭泣”，颇像近代美学中的“移情作用”(empathy)。
在某些地区，在给子嗣后代取名时也有讲究，中国的农村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都有给小孩另取“小名”的习俗，小名经常与狗、猫相联系，然意义不尽相同。在汉族生活的大部分地区，取狗猫等为名是因为这些动物生命力强，孩子以它们为名，便与它们一样容易抚养。
在少数民族中，狗经常是作为类似图腾的意义而存在的，给后代取名为狗，在“根”上便和沮先盘错起来，便得到祖先圣灵保佑。
总之，不论是在中国文化中，还是在国外文化中，在特定的情境和场合（有些话是不能讲的，否则便不吉利，因为人们确信语言和结果有着某种联系，二者具有转化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