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翰林学士，大家都很熟悉，古人常把入翰林院当作一个封建文人的莫大荣誉。因而不少现代人以为翰林院就是专门为文人设置的。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的封建文人，不单单会吟诗作画，舞文弄墨，他们同时还是封建官吏的主要来源(渊源于孔子办的儒学)，是封建政权的支柱。翰林院在政治上曾发挥过极大的作用，翰林学土有着一段令人目眩的政治鸿运。
公元805年，正是身患重疾，口不能言的唐顺宗刚刚即位的永贞元年，在王叔文等人主持下，发动了一场革新运动。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在学士院主持全局，发号施令，宰相韦执谊承令施行，柳宗元、刘禹锡等奔走于外，谋议唱和。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专权害政的宦官势力。
宦官对革新派恨之入骨，为从根本上打击革新势力，乃削去王叔文翰林之职。王叔文大惊失色，谓人曰：“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则无因而至矣”。最后革新派终因失去根本，无力控制政局，高唱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歌，直面着一个个被杀、被贬的惨淡结局。
专职艺文的学士院如此重要的政治位置从何而来？这话要从头说起。
唐初就有学士。太宗为秦王时，招集了十八个饱学宿儒，入府中文学馆为学土，与自己诗酒唱和，文章酬答，号称“秦府十八学士”。这些人日后多成为太宗所信任的辅政大臣，如初唐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皆荣膺了学土之选。
武则天处心积虑地要当女皇，大力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选择一批有用才人封以学土之职，每天在皇宫北门候旨，号称“北门学士”。他们帮助她参预机密，批答奏章，从而夺得了外廷君臣们的许多大权。这时的北门学士炙手可热，但后来人们也往往据他们的行止，把一些不顾廉耻，卖身求荣的无行文人称为“北门学士”。
唐太宗即位后，在门下省设立弘文馆，玄宗时在中书省设立集贤殿书院，荫者皆置学士，掌管图籍之校正，收集、整理等工作。但所有上述这些学士都与翰林院无关。
翰林院亦自唐而有，它设于宫中，供奉内廷的文词。经学之士及僧、道、医、卜之流于此入值待诏，听候皇帝召唤，时刻准备奉献自己的一技之长。这些人称为翰林待诏，他们并不是国家正式官吏，不领受俸禄，无任何行政权力。李白即曾入宫为待诏，以诗歌博帝王妃子一粲之欢。李白本想借机施展自己的满腹经论，谁知这官非官，民非民的差事却使他无所措手足，难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终于出院离京而去。翰林院就是这么一个所在，它并非国家正式机构。
玄宗时分割中书事权，借口中书事务繁重，置翰林供奉入内批答表疏，撰写制敕。开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专门草写有关国家大政的诏书，如立后建储，号令征伐之类，用白麻缮写，称为‘内制’(中书舍人用黄麻撰写的一般诏令称为‘外制’)。又在宫中置学士院，为翰林学士日常办公之处，但也不是国家正式机关，与任何其它官署无统属关系。学士院与翰林院并置宫中，两者互不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