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人类早期传说和宗教故事中，“雄性阉割”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拉法格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引用了希腊神话中的例子分析道：“被绑缚了的普罗米修斯不是向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而是向该亚这位‘万物之母’求援。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都属于母权制系列的神，那时代的母亲统治家庭，全家成员只服从她，正是该亚命令自己的三个儿子——宙斯、波赛冬和哈得斯——把他们的父亲克洛诺斯锁起来；正是该亚，为了逃避乌拉诺斯的热情的拥抱，于是命令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割去他的生殖器。”
在这个神话中，“阉割雄性”取得了对女性主宰和女性器崇拜的确认和反证。深入地看，在母系制社会，“阉割雄性”是男性性别苦恼的一种渲泄和转移。当一种意识明显地由于其性别差异而造成的劣势和屈辱心态并发生不平衡的时候，这种性别就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某种激烈手段试图达到平衡。“阉割”的形式获得能与女性同样优势的企望。这种寻觅女性优势的企望我们可以从由史前时代发展而来的宗教中强烈地感受到。
在阉割祭司和先知那里——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升腾着对女性性别和意识的追求意向，就是基督教亦无例外。要是人们对许多教规中的割礼仪式作历史的考证的话，便会发现，男性阉割要比仪式本身的历史悠久得多。
在史前时代的埃塞俄比亚，埃及和亚洲，阉割男性现象极为普遍。后来宗教上的割礼不过是凭藉其仪式承递的历史惯性把男性对女性的潜在心理情结给保留下来。虽然后来的经典阐释家们不断地在这一仪式上附会了许多历史迷误，然深蕴在其中的倾慕女性生殖器的原始意象仍历历在目。
与“雄性阉割”相对的是“女性阉割”的现象。当父权社会对母权社会的胜利宣告了女性性别优势的彻底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由于性别劣势而萌生的女性自悲意识，男性那“多出的东西”在性心理上时时转变成一种扼制女性价值的神奇伟力。在这种情势下，女性心理积郁必然循着两种心理途径运动：其一表现为对男性器的倾慕；其二就是“女性阉割”的自悲情结的积淀。二者是同一本源的两极心理趋向，可谓殊途同归。
美国心理学家珍尼特•希伯雷•海登认为；“对阴道进行阉割这一象征非常普遍（如荣格的原型说所暗示的一样）。这无疑证实了这一象征在代表心理机能方面的重要性。在有关神话里，女性的生殖器官被视为一道创伤……。”“一道创伤”即是女阴形态上的意会，更重要的是在女性心理上的被“阉割”感。女性的阉割情结恰好和昔日的男性阉割情结形成了一个历史鲜明映照。女性通过对自己生殖器的悲观认识从反面对男性器崇拜作了一个有力的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