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重要的贡献在于发明了“理性”这种思维方式。“理性”的发明直接源于城邦制和民主制。在民主制的城邦中，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权力，话语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沦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所以这些问题必须能用演说的形式表述，符合证明和证伪的模式。这样，政治和逻各斯就有了密切的相互联系。政治艺术主要就是操纵语言的艺术，而逻各斯最初也是通过它的政治功能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规则和效用。历史地讲，正是修辞学和论辩术，通过对演说形式这种在公民大会和法庭斗争中克敌制胜的武器的分析，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城邦还使“社会生活中员主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从此，讨论、辩论和论战就成了思想和政治的游戏规则。”“在民主城邦中，话语将树立起威望，相通它的人将占据优势”正是在城邦制的这种政治环境中，出现了“智者”这种撞长辩论的人，哲学家也同时出现在“智者”当中，只是哲学家并不只是关心辩论的技巧，而是开始寻求论说之事的本质，这种追求即“爱智慧”。
古希腊的文化是在没有历史继承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正是由于希腊人没有自己的历史，如果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算作希腊人的历史，那么这种历史对于后来的希腊人也是“断裂”的，没有任何影响的。没有自己的历史意味着不会产生对自身民族祖先经验的依赖，同时也不会受已有文化传统的束缚。正因如此，希腊人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化，这正如美国人因为没有自己的历史而创造出新的美国文化一样。城邦制、“理性”都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发明创造，而哲学的出现，与这些发明有着宣接关系。
在上述背景中还蕴含着一个问题，即古希腊哲学在针对的问题类型上届于“提出的”问题。不论是自然哲学所思考的自然世界，还是在智者哲学中思考的话语哲学，他们都是在“提出的”问题的意义上进行思考的。自然哲学家思考各种事物“是什么”，“智者”哲学家思考话语中的“概念”“是什么”。对“是什么”的思考只能源于“提出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类型的哲学思考，奠定了西方哲学的主题与走向探寻事物本原与寻求知识的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