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汉书•五行志》的记载，在“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就是说，早在景帝、武帝时，童仲舒就用《公羊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来神化孔子，并“为汉立法”，使自己的这一“新儒学”既能容纳刑名、法术，又可以与阴阳家言相结合，然后再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命题，推演出一整套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哲学理论。这一哲学理论被皇帝采纳后，就非常迅速地校推祟为西汉王朝的官方哲学。
董仲舒关于《公羊春秋》的哲学理论主要包括：
第一，《春秋》的“书法”原则，以及对于“西南夷”的兼容政策。对于前者，就是指的“书写”历史的“方法”，必须遵循“一元论”世界观，坚持“大一统”的发展趋势。而对于后者，就是指西汉的中央政府对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要坚持“兼容并包，退还一体”的包容政策。
第二，《春秋》的“微言大义”，就如懂仲舒所说：“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鳞，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与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于天子……”
第三，懂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就是将自然“人格化”，进而以社会现象理解自然现象，再反过来用自然现象说明社会现象。
第四，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容主要有三：其一是人心有情有性，也有贪有仁，“谓性已善，奈其情何”?其二是“不教之民，莫能当善”。其三是人都应以性禁倩，“王数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第五，董仲舒的封建伦理思想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三纲”的自然或者人伦关系的依据并不是对立统一关系，它们只是一些不可错乱的排列顺序。其二是(春秋》皆“贵志”不“贵功”。其三是人有义，“能自乐”。其四是关于“经”(原则性)与“权”(灵活性)的关系，懂仲舒还专门划出了一个所谓的具体“行权”的范围，这就是“必在可以然之城”，若“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
第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历史观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新王受命”，必须“改正朔”，“易股色”。其二是所谓的“新王改制”，并不是要改变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所谓“新王改制”，只不过是要遵循“赤”、“白”、“黑”三统，“三而复，再而复，以至无穷”的历史循环罢了。
第七，“辨物之理，以正其名”的逻辑思想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名”。其二是“名”与“实”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