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于周代本身就已具有法的性质。用礼的内容十分庞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条招、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论，非礼不决；君匝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茬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桐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城不庄。”
显然，礼所规定的不少规范，实质上具有法律甚至根本法的性质，是“论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依据，具有“经国家、定社程、序民人、利后嗣”的重大作用。总之，所有一切都必须以礼为准绳。这就是后来儒家创始人孔子以西周为典型所概括的“为国以礼”的“礼治”。
春秋礼崩乐坏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极力倡导恢复周礼，其原因便在于他们认为，人人道守符合共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硫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弃礼不用，或不道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论常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不可治理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提出礼治的口号。
儒家主张礼治，以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即礼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同法家主张法治，以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即法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原是对立的。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儒、法两家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抨击对方的学说，互不相让。秦、汉法律都是法家制定的。商靶的秦法渊源于魏李但的《法经》，萧何定汉律又承秦制，为法家一脉相承的正统，完全代表法家精神，为儒家所不能接受。
汉武帝标榜儒术，法家逐渐失势，儒家抬头后，开始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律的面貌。汉儒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撰写法律章句来解释法律和以经义决狱两件事上。据《晋书刑法志》，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每家数十万言，断罪所当由用者合26272条，7732200余言。以经义决狱者有董仲舒、应砌等人。将儒家经典作为判罪量刑的标准，说明儒家思想在司法上发挥了实际作用，意义重大。
而秦汉以后，随着儒法合流、礼法统一和儒家思想的占据统治地位，周礼的“其尊”、“亲亲”和“男女有别”等原则，经过改造又演变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逐步经典化，终于成为指导封建立法、司法的礼教。此后，封建法制中的“八议”、“十恶”、官当、依服制定罪量刑、亲亲相隐、“犯罪存留养亲”、子孙个得违犯教令和不得别籍异财等，都是“礼治”思想的体现。
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法律因此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谓“明刑56教”，实质上即以法律制裁的力量来维持礼，加强礼的合法性和强制性。礼认为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所制裁的。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