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由于关中粮食的生产不能满足长安的需要，故而皇室也常到东都就食。高宗多次东幸洛阳，武则天更以洛阳为首都。中宗回到长安后，碰到粮荒，有人劝他再去洛阳，他说他不做“逐粮天子”，其实是韦后不愿意前往。
粮食方面的困难、迁都的不易，就只有改善漕运，大量运粮关中了。关于改善漕运的问题，以裴耀卿的建议最为重要。
开元十八年(730年)，裴耀卿向玄宗建议，从江南向长安运粮要在适当地方设仓，分段转运，改变一直运到东都再转运京师的办法。他的具体办法是，江南的运粮船沿运河北上，到黄河口把粮交到武牢仓，另有黄河船从武牢仓把粮运到洛水入黄河处的洛口仓，然后分别从洛水运入东都，或者沿河经柏崖仓(河南孟县两南)、永丰仓(陕西华阴县境内)，分段转运至京师。这样可以按照春夏秋冬不同季节，运河、黄河、洛河、渭河不同的水量、水情，不停的转运。避免冬季运河水浅，需待四、五月间南方米船才可起运，待六、七月至黄河时，河水上涨，又要停运的情况，同时，也可克服“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的困难。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玄宗的重视。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关中降雨过多，严重影响庄稼收获，玄宗又打算东去洛阳。京兆尹裴耀卿又一次提出改善漕运的建议。他认为，长安是历代建都之地，但因“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在贞观、永徽之际，由于政府支出较少，每年从关东转运粮一二十万石，即可满足需要。开元年间，由于“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运粮“数倍于前，支犹不给”。迫使皇帝“数幸东都，以熟贮积”。这说明皇帝东去，“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如果改善漕运，使京师“仓廪常有二三年粮，即无忧水旱”。他的具体办法如下：
在运河和黄河相接处置河口仓(武牢仓)，江南运粮船把粮运到河口仓即可南返，然后由政府雇船从黄河西运，在三门东西各置一仓，先从河口仓把粮运到三门东仓，再陆运至三门西仓，最后经河入渭，运到长安。玄宗对这个建议十分赞赏，遂以裴耀卿为宰相兼转运使。同时，在河口置河阴县及河阴仓(即河口仓或武牢仓，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三门仓。又开三门北山18里，作为陆行通道。这样“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
天宝二年(743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自禁苑(西安市西北郊)西引渭水到长安城东9里处，再汇合沪水、灞水，形成一个广运潭。沿古漕渠通至华阴，运永丰仓、三门仓粮到京师。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由于大量运粮关中，京师的经济地位得以巩固，所以，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玄宗就一直住在长安，再不经常东幸，去做“逐粮天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