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的趋势上看，姓与氏，经历了一个由分立到合化过程。由于历史演化的漫长，社会变迁的剧烈，以及许多人们无法预料的偶然因素，要想明确地确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姓源于何时、何地，是非常因难的。
其实，上古时代的姓与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简单地说，一姓可包括若干氏，这就是《通鉴•外纪》所谓“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换言之，姓是大宗的族号，氏是由大宗分出去的支系小宗的族号。大约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逐渐察觉了近亲之间姓关系给后代人口素质带来的严重后果，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萎”的规律，并开始有意识地在姓关系方面奉行族外婚的原则，“同姓不婚，恶不殖也”。郑据说“姓所以别婚姻”，就是对此的总结。
直到春秋末年，由于宗法制度的存在，姓与氏的区别还是非常严格的。进入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周王室的实力与威望江河日下，宗法社会里封邦建国、世卿世禄的制度再也难以为继。“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昔日的公子王孙，不少已沦落为平民。
与此相应，以国、以邑为氏作为“别贵贱”、显门第的标志，也就失去了现实的依据。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最终以阶级地缘政治取代氏族血缘政治，姓与氏的区别不再有任何意义。
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姓即氏、氏即姓的观念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后屡说出孔于“姓孔氏”，汉高祖“姓刘氏”这样的话来。如果有人据此误认并嘲笑司马迁竞然搞不清姓与氏的区别，那才真叫妄作解人，贻笑大方了。
实际上，在众多的此类出版物中，对同一个姓氏的来由，往往是言人人殊，令人无所适从。所以，读者在阅读这一类书籍时，应抱“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不要盲目信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