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仅受到自然界的严格控制，而且还深受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群体的无情制约。因此，大自然（包括人类社会）这个庞大的人体外环境不可避免地要给人的精神系统带来痛苦的压抑，几乎无人能幸免这种无情的压抑，也无人能获得世外桃源式的绝对自由之境。世人显然都在这种压抑中度过自己的有限人生。人类世世代代就是在无限逆境中生存和奋斗。
古代中医家们对郁证进行过长期的研究。早在《内经•素问•遗篇》中就提出了“五郁”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认为郁证范围甚广。
在《素问•疏五过论》中还揭示了郁证发病的社会学原因及其一般症状：“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日脱营；尝富后贫，名日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
东汉张仲景在其医著中曾总结了百合病、脏躁病等郁证的证治经验。
唐代医家孙思邈又提出了郁证的发生有性别之异：“女人嗜欲多于丈夫，感病倍于男子，加以慈恋爱憎，嫉妒忧恚，染着坚牢，情不自抑。”（见《备急千金要方》）有趣的是，我们从有生卒年岁可考的中国历代皇后寿命资料中发现的皇后短寿趋势也支持了孙氏的见解（统计自东汉至明代一百零四个正常死亡的皇后的平均寿命仅四十五点二岁）。
宋代著名医家陈盲在其《三因方》中又直接指出郁证与人的情绪异常变化密切相关，提出了“郁不离七情”的精彩命题。《医家刍言》中也说：“郁证乃七情杂沓，难分经络。”由此，古代中医家逐渐将郁证引入心身疾病的认识轨道，开始了郁证的广义认识阶段。
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根据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又总结出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六类郁证，认为“六者相因为病也”，将郁证的范围拓宽了，实开“百病兼郁”论之先声。《证治汇补》又按中医藏象学说将郁证归纳成心郁、肝郁、肺郁、脾郁、肾郁、胆郁六类，也发挥了“百病兼郁”的医学思想。
明代大医家张景岳又根据其临床经验，倡导了更富有宏观病理思想特色的“三郁”论，认为郁证宜从怒郁、思郁和忧郁三方面去辨证。张氏还揭示出郁证中有“因病而郁”和“因郁而病”两类病理特点，从而使郁证研究更趋深化。
清代名医叶天士在其《临证指南医案》中也未忽视讨论郁证这个课题，并发表过独到之见：“情志之郁，由于隐曲不伸，故气之升降开闻枢机不利……故《疏五过论》有尝富后贫，故贵脱势，总属难治之例。”清代著名医家费伯雄根据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因七情所伤导致的郁证也作过全面的归纳：“过喜则心气大开，阳浮于外，经脉弛纵……怒甚则胁痛，郁极则火生，心烦意躁，筋节不利，入夜不寐……忧愁太过，忽忽不乐，洒渐寒热，痰气不清……思虑太过，心烦意乱，食少神疲，四肢倦怠……悲则气逆，抑郁不舒，积久伤肺，清肃之令不能下行……甚则气馁，骨节无力，神情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