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远古的老祖宗出于时代的局限，想象“天圆地方”，自己所在是世界的中心，呈“回”字形向四周伸延，最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之外是华夏或诸夏，再外就是夷狄。“夏”就是“雅”，就是文明，距京城越远越荒芜，越野蛮，所以蔑称：南蛮、北狄、西戎、东夷。唐代文人皇甫浞写道：“所以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因此自己是“礼仪之邦”，其他地方都是野蛮人。其实不然。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朱晓鹏在他的《传统思想的现代维度》一书中写道：
尽管我国历史上被看作是“礼仪之邦”，传统文化历来也是以注重道德伦理型文化而著称，然而当我们用现代标准、现代批判意识来审视我国传统文化时，却可以看到古代道德律令、实际道德生活规则中也存在许多不道德的现象。
这话是否可以理解出这样两层意思：其一，我国历史上著称的仅是道德中伦理型的文化，而道德实践则不一定为人称道；其二，现代看来历史上存在诸多不道德，不应当盲目搬到今天。朱晓鹏该书还具体归纳了几种“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道德的现象”，一是“对生命的践踏和剥夺”，二是“轻视物欲、压抑情感”，三是“平等意识的淡薄”，四是“荣辱意识的错位”。所以，诸多学者提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注重道德伦理，对封建统治者有一定意义，对于国家民族进步及人民幸福绝没什么好处。王小波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程益中说得更透彻：“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人才学家认为传统教育“强调团结互助、集体主义等协调性道德，却往往忽略了发挥个人勇敢、个人兴趣、自信独创等进取性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