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针对外患，他倚重抗倭名将戚继光解决了沿海倭寇，抵御了北方鞑靼的入侵。此外，他利用鞑靼首领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之间的暗流涌动说服鞑靼称臣。张居正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之后二三十年间，明朝和鞑靼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战争。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
对于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的问题，张居正认为是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部分人钱包大鼓，朝廷却是囊中羞涩。加上皇帝太不像样，挥霍无度，百姓因此吃不饱睡不好，无奈之下上山当了草寇。张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国家的脉象，政不通，社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于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对官员实施绩效考核，即“考成法”，以便明确职责。针对公文传递过程中“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弊端，张居正上书皇帝提出改革，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期限，每月月底清点。事情办得怎样，就靠这条线层层监督，一只眼逐级盯下去，评定官员的一个指标就是办事的效率和质量。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还将追收赋税作为考成的标准。一时间，全国各地官员不少因考核成绩不合格，或无法缴纳赋税而遭到降职处分。官员们再不敢贪污受贿，唯恐丢了乌纱帽。然而，对官吏的管理限制势必损害官僚豪强的利益。当改革与制度碰撞时，失败的往往是前者。
不管张居正的改革多么成功，他倡导的始终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改革虽然清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却树立了大地主阶级这个强敌。而财政收入的提高，致使官僚豪强大地主对百姓的盘剥加重。
随着张居正一死，一度遭受张居正精神压迫的神宗万历皇帝情绪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开始疯狂破坏张居正一手建立的国家机器。新政被废除以后，国家朝政急剧败落，有的危机不仅故态复萌，统治机构还出现自行解体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环环相扣，交错而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官僚体制被破坏，国家库藏被耗尽，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民众起义此起彼伏，全国各地怨声载道，朝堂动荡不安。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成果轻易地被破坏，这究竟是张居正的悲哀，还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寻根究底，是体制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剧。而对于张居正这个人，历史上有人骂，也有人捧。有人说，张居正“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仔细琢磨，此说法竞也中肯。张居正只是一心一意为他的国家倾尽心力，只不过是时代没有给他理想的机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