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医疗卫生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以及战争频繁等原因，总体上人口增长率是相当缓慢的。从西汉的5000多万增长到明代1亿多，花去了一千五六百年的时间，那时候，人口的增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到了18世纪，人口却有如脱缰的野马，以惊人的速度急剧膨胀起来。
清初顺治年间，全国人口大约是七八千万，康熙末年（1661年）达到1. 2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为3.1亿，嘉庆十六年（1811年）是3 .6亿，道光时突破4亿，咸丰元年(1851年)达到4.3亿。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5倍多，年均增长率为2. 4%左右，这一速度在现代社会也是十分惊人的。
与此同时，全国的耕地面积却只增加了不到一倍，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使社会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既然土地不能满足他们的衣食所需，而他们又身有余力，流民和游民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所谓流民是指因战争、饥荒、赋役压迫过重、失去土地、生活无着等原因而背井离乡，到异乡寻求生存之路的人。游民则为没有固定职业，游荡在城乡各地的社会闲人。当时流民的规模是空前的，有的是临时性的，比如在灾荒之年外出就食，灾后或被政府遣返，或自行返回；也有的是长期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主要是由人口稠密的地区流向边远地区及内地的山区、丘陵等尚可开垦之地，以及农村或相对落后地区流向中心发达城市及周边地区。清代四川、东北、台湾等地区，人口增长了几十倍，这显然是由于大量流民移居造成的。
另外，在皖、浙、苏、赣的丘陵山地和川、陕、鄂边境的大山中，出现了众多前来开山垦种的流民，因刚到新地区，尚未建立牢固居室，只能搭盖棚屋栖身，所以被称为棚民。他们遍布山谷，人数众多，雍正时，浙江衢州一地的棚民就多达数万人，而川陕边境的山区，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外来人口。
一些工商业发达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云南矿区、景德镇、临清等地，也吸引了大批流民涌入，并吸收了相当多的劳动力从事工商业活动，像当时的中心城市苏州，常常有成千上万的饥民前来就食。城市居民中外来人员多，所以时人往往用“五方杂处”来形容人员来路的复杂。
流民中，有些重新回到了故地，有些则在异地找到了新的生存之路。不过人口的过快增长也使大量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衣食无着，四处游荡，或从事像扛抬负重、扫地拾秽、行乞索食之类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屑的工作，成为游民。
人口的膨胀导致了社会上大量流民和游民的产生，他们一方面对山地、丘陵和边远地区的开发，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一些新兴行业的兴起等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对山地、丘陵无节制的开发，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社会大量无业贫民的存在，促使了基层民众生活的贫困化，当时秘密社会十分盛行，民众的反抗运动日渐增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